明人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写道：“怪小人之颠倒豪杰，不知惯颠倒方为小人；惜吾辈之受世折磨，不知惟折磨乃见吾辈。”大意是说，不要怪小人颠倒是非黑白，正是因为他们习惯了颠倒是非才成为小人；不要感叹我们经受的磨难，正是因为历经磨难，英雄本色才更为彰显。磨难是一剂良药，心性明澈、通权达变等优点，很多时候正是从磨难中获得的。这便是“学以益才，砺以致刃”的道理。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类似激励人们经历磨难以求成才的名句典故还有很多。《礼记·学记》中讲：“玉不琢，不成器。”一块原石，不经一番雕琢，难成美玉；一段生铁，不经一番锻造，难成好钢。人同此理，正如《诗经·淇奥》里所说：“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人的成长也如同雕琢玉石、锤炼精钢那样，只有经历磨难和历练，才能最终有所成就。可以说，光荣的桂冠从来都是用荆棘编成的。　　越是吃劲岗位、艰苦环境，越能磨砺品质、增长才能。南宋陆游在《苦笋》诗中写道：“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雨。”陆游的一生，就如同他笔下的“苦笋”，经历了风雨洗礼和磨难考验。从军岁月，陆游经常往返于大散关、凤州、骆谷等地，一次，他随宋军深入前线勘察敌情，看到的是“壶浆马首泣遗民”。这样的经历对陆游触动很大，以至于他到了晚年还写下“忆昨王师戍陇回，遗民日夜望行台”这样反映百姓心声的诗句。可以说，艰苦、危险的军营历练，孕育了陆游的家国情怀，也成就了一名伟大的爱国诗人。　　“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人的一生是否成功，决定性因素和影响的因素很多，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中承受各种各样的历练，经历各种磨难，是否能够战胜各种挫折和失败。人生成功的过程，其实就是承受各种痛苦、经历各种磨难，战胜各种挫折和失败的过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举凡有大作为的人，必定要经历一番挫折的磨练。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在红军队伍中，绝大部分基层官兵都是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多少文化，参加革命的目的也很简单，然而在他们加入到红军这支队伍中，特别是经过长征血与火的磨砺后，理想信念在生死考验中更加坚定，意志在千锤百炼中更加顽强，目光在纷繁复杂中更加高远。　　古人讲，“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坚强的意志品质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关键岗位的淬火、重大任务的砥砺，而且挫折和磨难本身就是成长的必要经历，与人生相伴而行。只有主动到一线去、到任务中去，多接“烫手的山芋”，多当“热锅上的蚂蚁”，经受急难险重任务的淬火加钢，才能不断强胆魄、磨意志、练本领，才能扛得了重活、打得了硬仗、担得起重任。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策问“古今治道”。董仲舒对答曰：“尽小者大，慎微者著。”意为在许多小事上努力，才能成就大事业；在诸项小节上谨慎，方可德行显耀。这也启示我们，无论治学还是为政，想要有所成就，必须注重从每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做起，勿厌其“微”，莫嫌其“凡”，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一个人品德的养成、知识的丰富、能力的提升、事业的发展，没有捷径可走。东汉陈蕃少时，一心只想干大事、成大业。一日，其友薛勤来访，见其所居房间很是零乱，便问他为何不洒扫，他应答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薛勤当即反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陈蕃受教改之，后有所成。有鉴于此，“一屋”虽小，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注重点滴养成，不弃微末小节，才能不见其增，却日有所长。　　大事源自小事起，大德应须矜细行。古往今来，大凡清官廉吏都深谙此理。唐朝名臣陆贽严苛于己，深知忽微细小之重要，对分外财物分毫不取。时人责备他：“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他却正色驳斥：“利于小者必害于大，贿道一开，展转滋甚。”拒绝腐败应该防微杜渐，从小处严起，受贿的口子一开，胃口只会越来越大。　　揆诸现实，有个别党员干部片面认为，只要在大原则上不触碰“红线”，小事小节无需谨慎细究。殊不知，事物的变化从量变开始，演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的转变。许多腐败分子从政之初，不乏豪情壮志，也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往往随着职位变化，逐渐放松思想“总开关”，经不住诱惑，耐不得寂寞，遂在推杯换盏中淡忘了初心，在小恩小惠中丢掉了原则，最终防线动摇清廉失守，从而沦为“糖衣炮弹”的俘虏。　　常言说，“堤溃蚁穴，气泄针芒。”倘若平时不能见微知著，谨于言、慎于行，对“越规”不以为然，视“逾矩”微不足道，“忽微”定会越积越多，“细小”必将越变越大，久而久之便会在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面对“围猎”时栽跟头、吃败仗。　　“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之中往往隐藏着“大邪”。对于党员干部来讲，小事小节更像一面镜子，其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忽微”之中见品德，“细小”里面现作风，切勿小觑，不可不慎。周恩来一生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焦裕禄给孩子们立下不准“看白戏”的规矩；谷文昌大半辈子与林业管理打交道，从不占公家一寸木材的便宜……一批批优秀共产党人崇廉尚德、公而忘私，为我们树立了廉洁自律的榜样。　　面对各种诱惑，惟有不舍尺寸之功，秉持“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勤扫“思想尘”，常破“心中贼”，不弃微末、防微杜渐，方能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

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要有计划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如升国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些重大礼仪活动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发挥其社会教化作用。这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出自《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这一章中，孔子深刻阐述了为政以德的意义，并用对比的方法对推行道德教化的意义进行了阐发：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制约百姓，百姓不敢违犯法令，但不知何为耻辱；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仪来规范百姓，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还能恪守正道。儒家提倡“德政”“仁政”，主张以教化作为治理百姓的重要手段，认为道德教化相对于法律和政令具有价值选择的优先性。这种在政治治理中对“德”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见证了殷周兴替重大历史变迁的周公，便把德看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压舱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并将其作为治理国家的思想纲领。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强调“为政以德”，在实践路径上进一步从“仁”“礼”两方面设定了标准：自我修养方面，要做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社会教化方面，应践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提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他认为道德具有上行下效、潜移默化的特点，在对人心施加影响方面，“德”比“力”更能感召人心。道德是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其贯彻在生活里，真正对人生、对社会起作用？“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周公制礼作乐，将道德转换成可以操作的行为典章制度、行为规范的体系，从而使人人可以学习践行。周代形成的冠、婚、丧、祭、朝、聘、乡、射以及职官制度等礼仪、礼制和礼义，主要保存于《仪礼》《周礼》《礼记》等三礼之中。《礼记》有言：“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这些典章制度以及礼仪，都本着孝、信、忠、义等准则进行设计和推衍。可以说，德治是礼乐文明的实质性内容，孔子“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记载在《礼记·礼运》篇中，正隐含了中华礼乐文化对于道德人心的规范意义。儒家光大了周公礼乐教化的理念，将精神追求引进人生与社会之中，“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引导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与文化认同。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人如何成为君子，如何从自然意义上的人成长为道德理性意义上的人。其间的取径，则是礼乐双修。因此，中国人在童蒙阶段即教以礼，“不学礼，无以立”。每逢人生的转折点，都会寓教于礼，通过冠礼、婚礼、相见礼、射礼等一系列的礼仪进行指导。这些人生礼仪，助人成长，强化成人、成德、正名意识，让人思考自己的社会角色。比如，冠礼让人体会义务与责任，射礼培养人的平和中正，乡饮酒礼激发人的爱敬与孝悌，丧、祭之礼则使“民德归厚”。通过礼教，使道德原则、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从而在总体上维持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传统文化生活中，围绕“年”这一节日衍生出的礼仪，正是礼仪发挥其社会教化作用的体现。辞年礼、团圆礼、守岁礼、拜年礼等构成春节仪礼系列，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人们共同通过特殊的仪式时空，对孝悌、感恩、敬畏等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例如，过年贴春联，正是一次关乎德的全民性自我教育。春联往往都是富有哲理、劝人积德向善的名言警句，贴什么样的春联，反映了一个家庭的文化修养、价值取向。大家在走亲串友，相互道贺新年时，走进一户人家，首先看到的是春联，接受的是教育。德与礼就这样浸润在百姓生活中，“日用而不觉”。几千年来，礼仪教育在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承担着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的使命，同时对规范社会秩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礼乐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礼节礼仪教育成为培育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方式，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还记得201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铁甲雄师滚滚向前，受阅官兵军威雄壮，游行群众喜悦自豪，20余万军民以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70华诞。一系列催人振奋的庆祝活动，仿若打开一部70年奋进岁月凝成的华彩典籍，激荡起不忘初心、团结拼搏的爱国情怀。还记得2021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红毯铺道，红旗漫卷，在国宾护卫队护送下，“七一勋章”获得者以国家最高礼遇前往人民大会堂。隆重的表彰，更是有力的宣示，号召人们敬仰英雄、学习英雄，庄严、神圣而震撼人心。还记得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各行各业、56个民族的代表站成两排，将国旗手手相传，振奋人心的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盛世中国的万千气象，给每一个中华儿女带来满满的自信与自豪，汇聚起追梦奋斗的澎湃动力……道德只有体现在人的身上，对人与社会的进步发生作用，才是鲜活的、有价值的。建立和规范礼仪制度，对于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涵养道德情操、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具有重要意义。礼序乾坤、乐和天地，中华礼仪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既古老又年轻，活在当下，也用在当下，我们理应从中汲取丰厚文化滋养，成就道德人生，为建功新时代凝聚力量。

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曾国藩以“明强”要求家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由此带来启示，一个人想成就一番大事业，既要看得明白，也要行得坚强。只有看得清楚，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成为什么样子；只有坚持到底，才能久久为功，铸就非凡。人生在世，方向明确，方能大道直行。倘若缺少人生志向，浑浑噩噩，则可能什么事也做不成。古人言，“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这个明就是明人生志向、明事业选择、明奋斗目标。《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王阳明在学童时期曾问老师一个问题：“何为第一等事？”老师答：“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听后不以为然：“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老师认为王阳明想当圣贤只是随口说说。殊不知，王阳明一生瞄着做“圣人”，坚持“学为圣人之道，学以致良知”，创造了“阳明心学”，真成为泽被后世的圣贤之人。王阳明可谓是知晓人生方向之人。　“明”很重要，但是仅有“明”还不够，还要“强”。这个“强”就是有韧性，有恒心，笃定目标，驰而不息，直至到达成功的彼岸。明朝李时珍曾写下一首诗：“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伴随这首诗，李时珍坚持撰写《本草纲目》。这本书从下笔到最终完成，历时30年。成书后，本着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李时珍又用了10年时间进行了修订完善。李时珍的一生，是明志的一生，也是执着的一生。正是这些特质，成就了一代大写的医药学家。　　“工贵其久，业贵其专。”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想要干出名堂，就要立志高远，脚踏实地，一步步往前走，敢于“十年磨一剑”，勇于“一辈子办成一件事”。事实上，很多党员干部的成功，就在于专注于一件事，把一件事干到底、干精彩。“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常说：“自从投身发动机事业之后，一天也没有改变努力的方向。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死不瞑目”；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泽山院士立下誓言：“我一辈子做一件事，就是火炸药的研究，这是国家给我的使命，我必须完成好”……这些共产党人无不倾其所有，毕其精力，“用心做好一件事”，充分体现了“坚持是最快的脚步”。　　现实生活中，很多党员干部明白自己是谁、到底要干什么，从而坚持不懈地追求梦想，收获了灿烂的人生。然而，仍有一些人没有明确的志向，缺少坚定的意志，在工作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看似忙忙碌碌，到头来却两手空空，毫无建树。探究起来，缺少的就是“明强”二字。　　事业常成于坚忍，毁于急躁。奋进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悟透“明强”二字的深意，立起人生目标，振奋精神状态，保持坚韧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恒心，知重负重、奋斗奋进、实干苦干，才能在日积月累、铢积寸累中抵达梦想的彼岸，创造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绚烂人生。　

朱熹有云：“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对待本职工作，应常怀敬畏之心，专心、守职、尽责，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尽心竭力、全身心地投入。正所谓，“工贵其久，业贵其专。”古往今来，事业有成者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宝贵品质，就是做事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无论面对多少艰难困苦，遭遇多少挫折失败，都不懈怠犹豫、退缩止步，而是临风而立、勇毅前行。　　古人讲，“一事精致，便能动人，亦其专心致志而然”。《庄子·知北游》记载，大司马家有位锻造衣带钩的老人，已经八十岁了，但他锻造的衣带钩从没有丝毫误差。大司马就好奇地问：“您是有什么技巧呢，还是有什么道术呢?”老人回答：“我一直坚持专心锻造衣带钩，对其他事情连看也不看，除了衣带钩什么都不关心。”这位老人之所以有如此精湛的技能，就是因为他“有守也”“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　　同样因为专心把事情做得精巧细致而打动、吸引人的，还有另外一位老人：有次孔子带着弟子去楚国，在树林中见到一位驼背老人，老人用竹竿粘取蝉，就像从地上捡起小石头一样容易。孔子很惊讶，询问老人是如何做到的。老人说：“我在竹竿头上叠放两个泥丸，练习移动竹竿而不让泥丸掉下来，经过五六个月，练成后我去粘蝉，很少有失手的……我粘蝉的时候，身如断树桩，手臂如枯树枝，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我只盯着蝉的翅膀，其他一概不理会，怎么会粘不到呢?”孔子赞叹老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事有难易，用心为之则难事亦易，三心二意则易事亦难。“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敬”还是“慢”，很大程度上就是看是否用心。《孟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人师从著名棋手奕秋学习棋艺，其中一个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而另一个人虽然表面上在听讲，实际上却“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最后，两人棋艺相差甚大。如此结果，并非他们的智力有多大差别，而是因为前者心无旁骛，后者心猿意马。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用心就能专心，一心一意干事业;用心就会细心，一丝不苟干工作。清人唐英任景德镇督陶官期间，初到御窑厂时，“杜门谢交游，萃精会神，苦心勠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潜心学习钻研陶瓷创作，日夜“致力陶之业，陶之人，以迄陶中所有之事”，终成一代杰出的陶瓷艺术家，由他创烧出的多种瓷器，被后世称为“唐窑”。　　清代学者袁枚有句备受推崇的话：凡事不宜苟且。也就是说，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马虎随便、敷衍了事，而是应当沉住气、稳住神，耐得住性子、剔得出杂念，一心一意、专心致志为之。袁隆平一生致力于水稻研究，不断推出新成果，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李兰娟一辈子坚守做一名好医生的信念，成为著名医学专家;樊锦诗50余年如一日潜心敦煌石窟研究，为敦煌文物保护作出杰出贡献。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成功没有捷径，唯有保持目标如一、专心致志的态度，坚守日日精进、久久为功的执着，事事讲认真不苟且，舍得用心思下气力，方能练就精湛技艺、成就不凡事业。　

一代廉吏海瑞在《治安疏》中写道：“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不为悦谀，不暇过计。”这段话表达出海瑞心怀坦诚、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思想。为文做官，贵在实事求是，倘若添油加醋，极尽浮夸、阿谀奉承，就很难显现事实的本来面貌，也难以得到人们认可。《汉书》评价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坚持不虚美、不作假，写真史、说真话，使得《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写有《苏明允哀辞》一文，介绍苏洵的文章功业。后人张伯行评价道：“苏明允奋起西川，文章之杰也。南丰叙其为文处，即可以想象其为人。古人文字不溢美一词，而其人精神愈见，此类是也。”不虚美、不溢美，使得曾巩文品、人品皆为后人所敬仰。事实上，不管是为文，还是为官，都需要尊重事实、尊重公论。巴金曾写下《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文。彭德怀看后，提出修改意见：“巴金同志，‘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彭德怀同志不允许对自己有一毫虚美的评价，为我们立起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标杆。每个人都有长处，也都有缺点。对于优点，我们不虚美；对于短板，我们也不应讳过。人无完人，缺点错误都是难免的。有了过错，改正过来，还是好同志。倘若讳疾忌医，或者文过饰非，就可能使得小错引发大错，量变引起质变，最终积重难返。历史上很多贤人名士，善于反省自我、革新自我，从而不断改善自我、提升自我，留下不少佳话。春秋时期卫国人蘧伯玉，不断反省自己，到五十岁时仍在检讨前四十九年的错误，后世因而用“知非”代称五十岁。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反映的是一种自我批判精神，一种丝毫不讳过的品格。我们共产党人提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更要做到不虚美、不讳过。在这些方面，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优秀共产党人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吴玉章在81岁生日时，一丝不苟地写下一篇《自省座右铭》：“年过八一，寡过未解，东隅已失，桑榆未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谨铭。”毛泽东同志认为，“人不能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样一个人就不能进步”。周恩来同志曾谈道，“要让我写自己的历史，我就写我的错误”。共产党人之所以能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就在于勇于检视、勇于反省，不断取长补短、见贤思齐。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当继往开来，坚持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始终做到不一毫虚美、不一毫讳过，永葆浩然正气。

“夫小者大之渐，微者著之萌。”自古以来，贪腐蜕变者大都是从小事小节开始，尔后在“温水煮青蛙”中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贿无轻重、赂无多少，皆为腐败之物，遇薄礼而笑纳，见小钱遂伸手，久之以为常，小疾终成大患。正所谓，“勿轻小事，小隙沉舟；勿轻小物，小虫毒身。”　　古人讲，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于小，终累大德。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信奉“成大事不拘小节”，自以为不犯大错，偶尔打个“擦边球”，瑕不掩瑜，无伤大雅，总觉得礼尚往来人之常情，不必因谨小节而失大义。还有的认为自己为他人排了忧、解过难，受人礼谢理所应当……殊不知，一开始的小贪小占、小恩小惠看似不起眼，却在思想防线上打开了缺口、留下了暗门。长此以往，贪欲的心魔便可能不断膨胀，个人便可能在私欲的泥淖中愈陷愈深，从而在“小节无害”的执迷中失守原则，在推杯换盏的往来中破了底线。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平时不把“小事小节”当回事，“小节无害”就可能滋生为大祸患。梳理近年查处的由风及腐典型案件不难发现，不少落马官员都是平时放纵自我，不重防微、漠视杜渐，结果走上违纪违法的歧路，跌落在以小利小惠为始的“甜蜜”陷阱中。　　常言道，“堤溃蚁孔，气泄针芒。”清代文学家张伯行，在任福建巡抚时，为了不在小事小节上破防，特地撰写《禁止馈送檄》张贴于居所和府衙门口：“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意欲送礼者见此檄文，不再自讨没趣，便悄然离去。由此可见，防微杜渐，慎独虑始，时时省吾身，处处严律己，方可做到小节不失、大节弥坚。　　“小善虽无大益，而不可不为。细恶虽无近祸，而不可不去也。”小事小节看似细微，亦关乎党风政风，关乎人心向背。作为党员干部不仅要重大节，在大是大非上把稳“航行舵”，而且要虑微行，在小事小节上筑牢“防护堤”。切不可放松思想之弦，忽视蚁穴之害。惟有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不以“下不为例”而放纵，不以“小事无碍”而越界，不以“不为人知”而妄为，方能“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不过鲜为人知的是，这句话出自明代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郛郭，随手写去，皆为山水传神。”董其昌的这句话原本讲的是绘画技巧，但因其精辟而充满哲理的总结，其启发意义早已经超出了绘画本身。读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单单读书又是远远不够的。《南史·陆澄传》记载：澄当世称为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这则小故事告诉人们，一个人如果读死书、死读书，只不过是个“两脚书橱”而已。从另一方面讲，单单行万里路也是不行的。钱钟书先生说：“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只有把读书与游历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够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正如清代张潮所言：“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古往今来，数不胜数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无不是善于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有机结合的典范。司马迁之所以能够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鸿篇巨著《史记》，与他年轻时博览群书，饱览名山大川，实地考察有密切关联。苏洵年轻时常常游历名山大川，回到家中便给苏轼、苏辙两兄弟讲述旅途见闻。等到苏轼、苏辙长大后，苏洵便带领兄弟二人游历名山名寺，走访名师高士。父子三人曾走三峡赴京，在观赏沿途风景的同时，时常吟诗作词，江上航行完毕、弃船登陆时，兄弟二人已经作了诗歌百首，名之为《南行集》。徐霞客早年遍观群书，后来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天都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历经30多年考察，才有了《徐霞客游记》流传千古……可见，读书与游历对于一个人的成长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古人正是在游览名山大川、凭吊历史遗迹之间，增长了阅历见识，开阔了胸襟格局，完成了修齐治平的人格升华。“行万里路”，就字面意思来理解是游历，更深层、更广泛的意思是阅历和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本质上讲的是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其弟子潘耒为《日知录》作序称：“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其术足以匡世，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强调做学问要面向社会、实践和现实。毛泽东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就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正是将“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紧密结合，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入探索中，走出了一条“本本”上没有的新路。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当前，我国正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增强做好调查研究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中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公仪休很爱吃鱼，在他当上宰相后，很多人买鱼送给他，公仪休不接受。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爱吃鱼却不接受别人送的鱼呢？”他回答说：“正因为我很爱吃鱼，所以不接受。如果接受了这些鱼，就可能违反国家的律法而被罢免，以后还能吃得上鱼吗？”“宰相拒鱼”所蕴含的道理简单而深刻，告诫我们要防微杜渐、慎微慎初，无论何时都不能为利益所诱惑。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由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现实中许多腐败案例警示我们，某些贪官之所以身陷囹圄，大都是从不该吃的吃了、不该拿的拿了，由小事“破防”开始，然后在“温水煮青蛙”中结束。究其放纵、逾矩之根源，无不是发端于小节上的不检点，然后一步一步走向贪腐深渊。明朝《松窗梦语》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轿夫在雨天穿了双新鞋抬轿，开始时怕弄脏新鞋“择地而行”，沿着干净的路面走，后来一不小心踩进泥水里，把鞋弄脏了，之后轿夫便乱走乱踩“不复顾惜”了。“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事实一再证明，初之不慎往往一步错步步错，从而导致“轿夫湿鞋，不复顾惜”的重演。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贪念起始虽微，但其害甚大，“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见好就收者”寡，“愈演愈烈者”众，一旦财迷心窍，就难以自我控制。倘要永葆清廉本色须先灭贪奢之欲，从慎初慎微做起，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廉洁破防。唐代白居易在离任杭州刺史返乡，路过天竺山时捡拾两块石头，事后倍感羞辱，甚为自责：“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古往今来，淡泊名利、胸怀家国者，则为世人所敬仰；追名逐利、蝇营狗苟者，则被世人所唾弃。周恩来一生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焦裕禄给孩子们立下不准“看白戏”的规矩；谷文昌大半辈子与林业管理打交道，从不占公家一寸木材的便宜……一批批优秀共产党人为我们树立了廉洁自律的榜样。　　心是花园，清廉为种。唯有勤扫思想“花园”，播好廉洁“种子”，清除贪念“杂草”，始终把廉洁自律作为一种境界来提升，作为一种操守来涵养，事事以党纪为尺，处处以国法为鉴，方能不负韶华，行稳致远。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荀子》中的这句话，大意是说，君子修养身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做到了真诚，就没有其他事情了，只要守住仁德、奉行道义就行了。真心实意地坚持仁德，仁德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进而就会显得神明、感化他人；真心实意地奉行道义，就会变得理智，进而就能明察事理、改造别人。　　真诚存于内心，神情就会自然流露，就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正所谓，“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对于真诚的理解，孔子与渔夫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　　君子诚之为贵。史料记载，曾巩和王安石在年轻时就是好友，有次有人问曾巩：“你和王安石是布衣之交，王安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曾巩回答：“王安石的文章和作为确实不在汉代扬雄之下，不过他为人过吝，终比不上扬雄。”问者诧异：“既为好友，为何这样说他？”曾巩回答：“我们虽为好友，但并不等于不能指出他的问题。王安石敢作敢为，却不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问者听后称赞“此乃公允之论”。王安石在听到曾巩对他的这番评价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更加钦佩曾巩的为人。曾巩话说得虽是批评的话，但却十分真诚、实事求是。　　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而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曾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这样的条幅。如此深情之辞，除了彼此才华与思想的相互认同，还在于他们拥有真诚的共同性情。瞿秋白对鲁迅直言不讳，有什么就说什么，经常毫不客气地指出鲁迅在创作和翻译上字句不当的地方。这份真诚，不仅没有影响二人关系，反而增进了彼此间的信任，使他们结下深厚友谊，成为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修养身心、为人处世，皆需“真”字当头、“诚”字为要，时刻牢记“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始终做到襟怀坦荡、真诚质朴。

见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心不能谋公事。一个只顾眼前小利的人，就不能成就大的功业；一个心中存有私念的人，则不能为公众谋事。在山西平遥古县署挂有一副楹联：“治赋有常径，勿施小恩忘大体；驭官无制法，但存公道去私情。”意思是说，做官要讲原则、守规矩，不能因为一时的私心杂念和小恩小惠就忘了公道和大体，必须时刻心存公道、祛除私情。是谓，“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公私一杆秤，可称清与浊；公私一面镜，可鉴廉与贪。公私之间如何取舍，能够检验一个人的品质和境界。历史上许多公私分明、两袖清风之人，无论官职大小，总会被人铭记；而那些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之人，总是受人鄙夷。这也正应了朱熹的一句话：“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字。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官小，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南宋诗人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载：李氏家族有一人做官极其廉洁，公私分明。一天，他正在烛光下办理公务，有人送来一封家信，他当即灭掉公家蜡烛，点燃自家蜡烛，这才展阅信件。小小一支蜡烛，且在无人知晓之时，竟有如此警觉和行动，着实让人钦佩。北宋书法家米芾，曾任职涟水军使，元符二年离任时，他特将笔端残墨置于池水洗尽，以示“来清去白、公私分明”。无论是李姓官员熄掉案头的一支公烛，还是米芾洗去笔端的数滴残墨，都是公器不能私用、公事不存私心的生动写照。公私分明是为政者必须恪守的本分与底线，古今同理。在公务与私务、公财与私财上，必须坚持原则、把好尺度。须知，唯有保持“内不愧心，外不负俗”的本分，坚守“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的公允，追求“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家则不言货利”的操守，才能身正影直、问心无愧。在公与私的问题上，共产党人历来泾渭分明，丝毫不曾含糊。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的一些亲友到北京看望他，当有亲友提出希望毛泽东能够帮忙介绍个工作时，毛泽东一概不允。为此，他还立下三条规矩：“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邓小平曾讲：“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公、私二字是衡量党性强弱的一把尺子。战斗英雄张富清的先进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最初人们感佩更多的是他“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淡然人生姿态，而随着更多细节的不断呈现，大家愈发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和坚强党性所折服。张富清常讲，“我是党培养的干部，要是以权谋私，怎么对得起党，怎么面对老百姓？”从粮食局、区公所，到卯洞公社、外贸局，再到银行，张富清的工作身份一换再换，但无论在哪个单位，在哪个岗位，他都始终是公私分明。“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优秀共产党员树起了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典范和标杆。新征程上，党员干部应当认真对标对表、从严自我要求，坚持做到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